进入2006年后，第二大股东建龙集团的管理人员基本把持通钢的关键管理职位，并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主导并继续裁员。这一次轮到了通钢的33名处级干部。一位此时还在改制工作组负责的干部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当时还在考虑如何平稳安定职工对改制工作的情绪，“突然被告知自己有可能要退下来。”
“作为党员，又是改制工作组成员，自己想到应该以身作则，就主动写了申请。”当他还侥幸以为自己负责的工作重要，而且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不会被调整的时候，自己和20多位处级干部已经被安排到当地二道江区政府工作了。最小的不到50岁，最大的57岁。“我每月工资扣除后拿到手里只有800元。”他说自己顿时感觉，“等于把一个人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虽然，最后安凤成等原通钢高层对这批干部感到内疚，2007年3月分批接回了通钢，并提高了待遇(正处年薪6.5万元、副处年薪6万元)，这批处级干部只能属于“在职不在岗”，没有岗位，被干养着。其连锁反应是，引起了许多下岗工人新的不满。
“减员增效、降低成本的初衷没有错。”白建国说，但操作中却出现了问题，最大的隐患是，建龙还通过精简把包括宣传、团委等党群工作部门和许多科级干部合并处理到了生产部门，成为一般工人，“通钢的党群工作职能已经完全停止，科级干部大量流失。这意味着稳定改制震荡、疏通职工情绪的功能基本丧失，处在改制中的通钢失去了缓冲器。所以，问题解决稍有失误，矛头将会直接对准改革操作者。”
这个时期，通钢内部干群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个细节是，2006年10月份，通钢办公大楼出入要预约登记，二楼的经理办公层加了一道隔断门，从楼大门到二楼加了两道警卫。白建国说，从那个时刻，通钢开始出现者了。
建龙入主后的两年，没有实现省国资委当初期望——新通钢成立两年内形成年产1000万吨钢规模。相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从2008年6月开始，钢材价格暴跌，通钢陷入“生产越多就亏得越多”的怪圈。到2009年2月，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
而建龙除了强硬的成本控制和利润第一外，并没有在技术和管理上拿出让通钢职工信服的本领，尤其是管理上的粗暴和缺少方法。白建国举例说，“在收入上过高拉大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人的差距，依靠体罚和罚款贯彻执行力，不是把工人当做企业财富而是像机器一样对待工人，让自己与通钢职工完全处在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上。”
2008年年底，炼轧分厂厂长宋凯晚上巡视车间时，发现一位因圣诞节饮了酒的员工，当即作出下岗处理的决定。这名员工在酒劲作用下，锤杀了宋凯。白建国评价说，“在员工饮酒情况下，不应该当即作出处理，应该在事后其清醒状态下作决定。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宋的管理素养低下，也反映了建龙管理风格的粗率。”
建龙的企业政策前后矛盾之处，也频繁刺激了通钢职工。比如，建龙一方面在通钢大举裁员，另一方面又从外面招聘大批农民工进入通钢。白建国介绍说，今年春节后，建龙突然提出将从外引入5000人到通钢从事维修工，头一批500人已经进入车间实习。
一位为这批人当师傅的通钢员工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当看到这批人拧螺丝连什么型号的扳手都不知道，又得知他们每月工资4000多元，徒弟收入是师父的3倍多，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来了，“把他教会，我们就得下岗。”激动之下，这些通钢员工集合起来到办公楼。
此时，正值全国期间，代表、董事长安凤成迅速赶回通钢平息事件。在工人面前，安凤成公开说，“建龙已宣布撤资。”得知此事后，通钢上下群情振奋，的员工当即散去，晚上烟花飞上了二道江的天空。
建龙集团退出通化钢铁的第三个月，也就是6月份，通钢电视台的报道称，通化钢铁当月实现盈利近7000万元。
在白建国看来，这种背景下，建龙又重新回来，对通钢职工而言完全是“突然打击”。7月22日，一位干警朋友向他透露，建龙又要回来了，而且是控股通钢，上面已经让他们提前布控。“那一天，对我而言太清晰了，本世纪最大的一次日全食。”
8月5日，吉林省调整了通钢集团主要领导，安凤成通钢集团董事长和的职务被免，通化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巩爱平出任通钢董事长。
“现在，通钢工人的情绪还是比较压抑的，把劲头都用到了生产上。”张泽成最后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怎样，通钢的改革还会继续下去，“但要把改革最终搞成功，改变这起悲剧的多输局面，以及所波及的影响，关键还在于如何依靠通钢工人。”(本文采访对象均署为化名)(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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