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南风窗编辑部，看过《年会不能停！》的文化版记者集体中毒“废话文学”和“职场黑话”，讨论工作的时候，一句“先把颗粒度对齐一下形成一个垂直矩阵”突然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冒出来，接着我们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关键的问题”聊了起来。
元旦档电影《年会不能停！》（以下称“《年会》”）放大了打工人的日常。靠辱骂老板才能开始的工作日成为喜剧舞台，职场生活荒唐好笑，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打工人喜剧”的真实主角是每个普通人，包袱一抖，小丑竟是我自己。
故事从工厂钳工胡建林被错调进大公司的乌龙开始，围绕卑微社畜马杰克、叛逆的年轻外包潘妮和胡建林之间的相处展开，三人筹备年会的同时弄出不少笑料，却也勇敢地保下了一个厂子。
在他眼里，《年会》是一个讲述理想主义者的现实主义电影。“上班”原本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他只是把这一部分进行了一次提纯，我们觉得好笑，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看清了生活的细节。
“上班”构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主流生活，“每天（工作日）在单位至少要待八小时”。董润年回忆小时候，那时的他觉得，大多数大人都要找个班上，等他们回到家里，说的还是单位里的事儿，聊的还是同事之间的关系。
“班”没有父母那一辈好上了，上班不再是平常普通的背景，而成为我们调侃生活与自我的最大素材库。
我们自称“社畜”，发明了“打工人文学”，开始具体地称自己为“吗喽”——两广地区的方言里这样称呼“猴子”。它看上去疲惫不堪的面目，像极了挤在公交地铁辛苦打工的我们，每一个微笑后面都藏着一句脏话，平静的表情下面都有一句微弱的呐喊：“吗喽的命也是命。”
故事发生在众和集团。这个集团有总部，也有不同职能的下属工厂。胡建林和庄正直是众和标准件厂的两个员工，庄正直花钱买职位，托人把自己调进总部，因为员工操作失误，调进总部的成了胡建林。
大鹏饰演的高级钳工胡建林，阴差阳错进了人力资源管理部门（HR），还以为自己是因为每年都评先进才得了这样的好处：年薪税后二十四万，公司每一层楼都有茶水间，食堂有“重庆风味、广东风味、日式料理”，还有房游泳池，正在准备着给辛苦工作的你一次身心舒爽的休息——毛巾一抹，又是一条熬夜加班的好汉。
对胡建林来说，调入总部的惊喜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关系户”，他还拥有了一个对自己毕恭毕敬的上司，一个充满了谎言的工作环境。有活进来，白客饰演的上司马杰克抢着干；做错了事，歪打正着变成功劳，紧接着就是升职加薪。
作为一个高级钳工，他会做手工，能修灯泡，记得住市面上所有螺丝的型号，却不能在这栋高档的写字楼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既然进了HR部门，他想，自己能背下螺丝的规格，也可以记住所有员工的名字。
全片最好笑的戏份，就发生在胡建林决定以实践的方式背下所有员工的名字：走在路上，面对所有遇到的人，他微微一笑，叫出对方的名字。
在早期的“单位”和“工厂”里，上班意味着劳动，劳动则意味着光荣、奉献、与同事团结一致办大事（大事就是搞生产）；而到这个人人自称“吗喽”的时代，上班成了“打工”，做事要讲究职级、程序、利益对等，同事之间谈起友情是天真之举，毋论领导和老板早就落到了作为“资本家”的对立面。
在胡建林的生活里，工作的价值能够被量化，他可以清楚、即时地看到自己的成果：手里有铁有木头，他做个锤子，是真的能做出一个锤子。所以他想到的带员工团建的方式，就是做锤子，而这些学习做锤子的员工，往往无法如此直观地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
进入总部之后的故事，是胡建林作为一种“古早”工作价值观的载体，与当下职场游戏规则之间的碰撞。
有人称裁员为毕业，或者是降本增效，众和把裁员称为“优化”，对深谙职场的“打工人”来说，这是心照不宣的语言游戏。而胡建林理解不了这种避讳，他去谈优化，反而给即将被裁的老员工升职加薪。
如果去梳理董润年过去的编剧作品，包括上一部编导一体的《被光抓走的人》，能够发现，他其实一直对“新与旧”的现实矛盾非常敏感，《老炮儿》就是在讲一个生活在传统价值里的老北京如何面对一个令他落寞的崭新世界。
董润年不认为“工厂”与“大厂”的两种“班”有优劣之分，不过他确实发现了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在一些企业里，比如说互联网，经常填了半天表，做了半天PPT，但你并不清楚这个东西的价值是什么，在整个体系里面，它是不是不可替代的，到底有什么作用，其实有些时候你是会怀疑的，这种工作方式的变化导致了我们内心的失落。”
工作的价值，似乎已经成为理想主义的浪漫闲谈。而在《年会》里，董润年恰恰就写了三个理想主义者。
它的“搞笑”不是在小处挠痒痒，而是用误会和错位推动剧情朝向荒谬的方向发展，“把观众最熟悉的生活戏剧化、陌生化，让真正荒谬的地方暴露出来”。
片中，胡建林是大企业工作体系的闯入者，马杰克是适应了这个体系的服从者，庄达菲饰演的潘妮是这个体系的质疑者。
胡建林只会上工厂的班，不会上大厂的班，但是他发现，他可以在这个体系里混下去，稀里糊涂地拿着几十万的年薪，所以片中他有一个小小的“黑化”，他隐瞒了自己被错调的事实，并且在纸醉金迷、酒酣耳热之时，闭眼签下了裁撤标准件厂的文件。
发现这个后果之后，胡建林想到自己在这个体系里不能发挥长处，也得不到快乐，这是他能够去纠正错误的动机。
马杰克由“可能是中国最会演社畜”的白客饰演，他最先发现了胡建林错调的，也最先决定为了保住工作把这个事实隐瞒起来。这个角色堪称“班味”十足，却很可爱。故事中段，马杰克性格里的另一个面向，在胡建林和潘妮的陪伴下被激发出来，在保住工作和救回标准件厂的抉择中，马杰克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这个设计是白客和董润年在片场“碰出来”的，这句诗常常被用来描写“豪迈洒脱”，而董润年却总是在其中解读出很深的无奈。马杰克是一个怕裁员、怕犯错的小职员，卑躬屈膝的背后是房贷、车贷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做出反抗对他来说成本是很高的。
这光在潘妮那里。潘妮身上有“整顿职场的00后”的影子，在大公司做外包做了多年不能转正，却依然有吐槽的底气，吐槽自己遭受的不公，吐槽加班内卷的荒诞。
在董润年看来，这三人的遭遇与心境，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先后经历过的三种人生状态。一开始我们都是潘妮，浑不怕地对抗着一切让自己觉得委屈的事情；后来是杰克，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就差一个火星，把我们内心深埋的“仰天大笑”的理想重新点燃；而胡建林是我们的未来，他是一个人到中年甚至到“被时代抛弃”都仍然坚持理想主义的人。
故事的结尾，三人组揪出企业高层里的反派，潘妮拿到转正offer，却选择去做一个歌手。董润年设计这个结尾，反而是出于现实考量。他想，潘妮这样一个一开始就“叛逆”的年轻人，经历一番争斗之后或许看清了一些东西，而另一方面，“她在这个体制里可能也不太好混下去了”，所以她选择跳出竞争。
董润年想，我们谁曾经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呢？读书的时候，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有火苗。
“拍一个契合当下的题材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才能做到契合当下。”董润年这样总结《年会》的创作过程。
2017年到2018年之间，他和团队一起调研采访，找互联网大厂的HR总监来做顾问，了解职场的术语、“黑话”、职级评定。片中的三位主角均供职于HR部门，剧本还需要把HR的具体工作写实写细。
电影里胡建林刚调进来，马杰克第一次见到他，使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薪资谈判”，提供的薪资是“二十四万”。看电影的时候，这个薪资数目的出现让我决定开始信任这个故事，在这样一个小人物一步登天的夸张喜剧情节里，这个数字仍然“把钱当钱”，符合现实。
路演现场，观众跟白客聊起“演社畜”，白客说自己拍完《万万没想到》两年之后还在打卡上班，“坐地铁从惠新西街北口到大望路，还要考勤”。
《年会》不仅集齐了大鹏和白客这早期网剧喜剧的“两大巨头”，而且邀请了很多在单口喜剧、漫才、情景喜剧等各种喜剧形式上展露才华的新锐演员参演。
“青春版”胡建林由《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人气演员王皓出演；片中教给胡建林怎么当领导的两个反派高层，是漫才组合“肉食动物”；坏人心思写在脸上的蠢萌反派马克戏份不少，是“行业冥灯”童漠男的银幕首秀；公司有两个“部门长乙”“部门长丙”，扮演者则是石老板和六兽，脱口秀和播客的受众对他们更为熟悉。这些演员大多都对职场文化比较了解，职场生活里的笑料，也是他们当中多数人最初走上舞台的第一素材。
《年会》这档尾牙宴，堪称对近年来喜剧风格和人才的大杂烩。片中的喜剧演员来自各种流派，他们对喜剧的理解不尽相同，演法更是各异，似乎很难统一。读剧本的阶段，董润年的要求是，大家演出来的行为，一定要是“在办公室环境里可能会出现的事”。“三狗组合”的表演风格比较跳脱，但是归拢在职场语境下，“只要不脱离现实，在电影里出现就合适”。
董润年是天津人，听相声长大，他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参考了刘宝瑞的相声《连升》和《扒马褂》。
电影里的胡建林在离开总部之前恰好升了。刘宝瑞版本里的词说：“他一到翰林院哪，这些翰林，大伙就都商量了，都知道他是九千岁的人，又是大伙联名推荐来的，哪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但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到他跟前儿让他给看看。”这也是胡建林的遭遇。
于是《年会》给人带来了一重隐藏在剧情之下的乐趣，喜剧爱好者们尽可以在电影里找熟脸，如同游戏通关。
邀请到“宝玉”是《年会》剧组的意外收获。片中的董事长，在担任标准件厂厂长的时候坚持不裁员，他说“年会不能停”，因为这是给厂子提振士气的机会。受他影响的胡建林，正因此才每年都坚持给总部发邮件报名年会。董润年对这个人物的想象是：贵气，但是你知道他是从基层走上来的，又值得亲近和信任。
董润年觉得自己找对了。董事长是整个故事的支点，他和胡建林一样，身上有两个时代之间的矛盾，但是“眼神里仍有一种清澈的东西”。
电影里，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局；现实中，却是我们所有人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胡建林，我们回不去——甚至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董润年认可“工厂”时代的工作里人们得到的即时反馈和价值感，却也清楚地意识到，“不是说我们要回归到传统的制造业里去”。
工作的价值在哪里，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为什么困扰我们的同时又无法避免，上下级明确和讲究办事程序的现代化公司体系里，真情与理想又应该怎样被说起，这些问题，创作者解答不了，一部电影也不能作为答案。
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也成为这部电影绕不过去的缺点：后半段的戏剧化冲突，不能回应前半段的辛辣讽刺。后半段里，作为“资本家”的董事长是“好的”，只不过是“底下的执行出了问题”，职场里的矛盾被简化为“揪出内部坏分子”的正邪斗争。对电影里的众和集团来说，裁员更像是一个前时代与现时代的经营理念发生冲突之后的价值观问题——而我们都清楚，这与现实并不相符。
不过，去触及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仍然是有勇气和有敏锐社会触觉的创作者才会做出的选择。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很不起眼，但它对现代公司制度的讽刺，甚至有一点卡夫卡式的深度。
三人组试图揭露反派推进“广进计划”的，李乃文饰演的高层徐云峰当场下令开除他们三个。当过了“英雄”，豪爽之后是落寞，三个人以为自己付出了丢工作的代价，仰天大笑出门。
